中新教育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冀引育顶尖人才产出顶尖成果

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昂格尔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是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

昂格尔的中国问题是不是真的中国问题 今天，关心昂格尔中国问题的人已经不多，但是，昂格尔提出的问题始终存在，也值得人们继续深入讨论。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当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研究中国科技历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于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面对这样的问题，西方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回答，讨论相当热烈。

由于被认为是非制定的，礼也就不被看作国家机关的产物。昂格尔认为，商人们既无动因也没有机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自己的法律。昂格尔曾经对中国问题有过强烈的研究兴趣。昂格尔的中国问题 昂格尔思想相当丰富，其研究思考的领域广泛。第二，公共的和实在的规则与认识社会、组织社会的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即使是先秦经典《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四篇）也是仅记载海外的奇人异物，而没有海外政治制度的介绍。那么，昂格尔的中国问题，从当时中国的发展来看，是不是真的中国问题呢？在笔者看来，昂格尔提出的问题，多少还算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发展提出的问题，至于其中有没有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也很难说。而且，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无论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还是百姓生活的安定来说，都有很大促进和保护作用。

第二，就整个天下格局而言，国家的数目越少越好。不过，昂格尔根据自己对于法律性质的基本界定，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并不意味着是自治的。如何认识昂格尔的中国问题 在认识昂格尔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几个基本问题。原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思想栏目 进入专题： 昂格尔 中国问题 。

也就是说，昂格尔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问题。因此，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发展出发，再来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的中国问题。

中国开始比较详细地了解外界，尤其是了解外国的政治制度，大概是从18世纪至19世纪开始的。第二，昂格尔的中国问题究竟是不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举凡古代中国的要素，例如，自然秩序与改革、君子与小人、礼与法、儒家与法家、士的作用、皇室与诸侯、商业的地位、宗教观念等，几乎应有尽有。第二，当时社会中缺乏一种一神论的宗教形式，从而形不成对于神圣之物的信仰。

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即几千年来，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或者成吉思汗，那是老幼妇孺皆知。在昂格尔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认识。引言 罗贝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属于出则部级高官，入则大学教授的精英人物。第二，昂格尔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古代中国历史的准确性，还是在古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方面，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涌现了百家学说，但是，古代知识界对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仍然几乎不知道。也就是说，昂格尔是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出发来思考西方法治观念和制度的发展问题。

当时中国，对于自己边缘部分的了解，大都将其归类为蛮夷，即使介绍他们的政治制度，也多是语带嘲讽。接下来，昂格尔还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儒家和法家学说的各自特点。

鉴于封建制度的继续瓦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昂格尔还认为，特定社会的宗教思想或说思想观念与该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秩序模式密切相关。第三，从历史发展来看，君主专制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无论中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政治形式，曾经产生过真正出类拔萃之人，也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第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没有提供其他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礼是内在于特定社会状况和地位的习惯性的行为形式，而且，期待某一等级成员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为与关于他们应当如何行为的认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涌现了百家学说，但是，古代知识界对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仍然几乎不知道。

现在看来，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恐怕不能一一说明。然后，安守廉教授又指出，昂格尔自己并没有在研究中坚持这一主张。

在安守廉教授的论文开始之处，安教授先引了一段昂格尔教授自己在《知识与政治》的话语。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都表明：第一，国家越大越好。

第三，昂格尔的中国问题，似乎是有来源的。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边缘地区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国核心地区的典章制度也并不崇拜，甚至认为，中国当时的礼乐法度正是乱之源也。

在介绍封建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商人时，昂格尔强调了商人不独立的特点，强调了商人和商业中心的依附地位。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在观察和思考距离研究者相对比较遥远的观察对象时，研究者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是观察对象的制造者，研究者的认识与制造者的认识是不同的。作为学者，昂格尔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为了回答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走上法治道路的问题，昂格尔特别关注早期中国的历史。

昂格尔认为，在改革时期，中国逐渐出现了一种区别于礼的东西，那就是法。例如，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瓦尔德荣（Jeremy Waldron)就将昂格尔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哈灵顿的《大洋国》，以及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

昂格尔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主要是考虑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走向法治这个基本问题。昂格尔发现，在争霸斗争中最有可能获得胜利的国家，就是那些为了生产和战争的目的而设法最有效地调度自己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国家。

当然，早期中国社会的数字和图表的确比较缺乏，也是事实。为此，昂格尔提倡一种粉碎制度环境的思想解放。

从昂格尔在学界崭露头角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昂格尔在分析中突出说明：第一，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的特点，其中，公共的和实在的规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由于被认为是非制定的，礼也就不被看作国家机关的产物。

而改革时期则从春秋中期到秦的统一。他认为，早期中国的这种宗教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早期中国的主导形象，即统治者治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密切相关。

在介绍封建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思想意识特点时，昂格尔强调当时中国尽管有若干种不同的宗教形式，但是早期中国宗教的内省性是一个明显的特点。笔者认为，即使昂格尔的描述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准确和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昂格尔问题的深刻和其结论的发人深省。

在昂格尔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认识。昂格尔将早期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具体阶段，即封建阶段和改革阶段。